———与省社科院李东山研究员谈国民教育

　　-本报记者陈婷今年暑期，上海现代私塾“孟母堂”引发的话题连连不断。在诸多关于孟母堂读经教育的讨论里，“教育究竟应为孩子提供什么”的命题引人深思。

　　与此同时，某杂志关于“没有人亲眼看见董存瑞托起炸药包，这一英雄壮举完全是事后推测出来”的访谈刊登后，相关争论此起彼伏：“人民当时给了他多少钱”，“信仰、民族精神、爱国情操，价值天平应倒向哪一端”……

　　一边是对应试教育的欲罢不能，一边是素质教育实践的艰难推进。在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李东山看来，这恰恰反映出当前国民教育的缺失所在，“我们现在需要大力提倡道德教育、理想教育、信念教育、奋斗精神的教育”。

　　国民教育把培养合格的人作为目标

　　记者：首先，我想弄清一个概念，素质教育是不是国民教育？

　　李东山：所有的教育都会提高素质，但素质教育不等于国民教育。素质教育的目标是通过教育提高或增进受教育者的基本能力，使培养对象能够做得更好。国民教育把培养合格的人作为目标，最重要的是这个人的言行能够做到符合社会规范。就提高国民素质而言，无论多成功的素质教育都只是一个方面的贡献。

　　记者：那么，究竟什么是国民教育？

　　李东山：国民教育有两层含义：其一，它是国家提供给人民的一种教育；其二，它是为一个人适应国民生存，即适应这个社会的一种教育。道德教育、信念教育、理想教育……这些都是国民教育的基本内容。换句话说，国民教育是指通过接受这种教育，让一个人成为符合社会规范的合格公民。这样一个合格公民必须具备几点：社会最基本的道德观念，有符合社会的自我追求，知识、技术等生存能力。

　　记者：看来，国民教育并不否定素质教育，素质教育只是国民教育的一部分。当前缺失的是什么呢？

　　李东山：我们的现代教育只重视要有适应生产力的知识水平，却忘记了从生产关系来讲还有另一方面———社会关系。目前，所有学校的教育目标都是单一化的———学好知识，将来寻求一个好职业，这体现出教育对社会认识的偏差，即过于强调个人的生存能力，而忽略个人对社会关系的正确认识和理解，忽略对个人道德、理想、信念的教育。国民教育中的这种缺失，会导致很多社会矛盾和冲突，包括紧张的就业形势、父母与孩子之间的冲突、学生就学的精神压力、未成年人犯罪的低龄化趋势等。因此，国民教育是社会和谐的起点，它使整个社会的环境和素质发生着根本性变化，并逐渐进入一种稳定的运行状态。

　　我们正处在社会转型期，教育却没有相应转型

　　记者：培养“四有”新人、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劳动者，其实质就是国民教育。可这些口号仍未落实好。国民教育缺失的症结究竟在哪？

　　李东山：当社会经济环境发生变化，社会的道德规范、行为准则必然会随之发生变化。但当我们处在一个社会转型期，教育却没有相应转型，并且变成一种谋取利益的方式，于是“缺失”出现了。

　　记者：造成“缺失”的主要原因又是什么？

　　李东山：首先，是对某些资源的过分垄断。比如人事和教育部门所控制的既定权利资源，包括学科专业的设置和教学大纲的核定，国家重点学科、实验室的评定，评聘专业技术职称等等。还有对教育机构、就业资源和干部选拔的垄断。政府垄断了对干部的选拔，并将文凭作为提拔干部的要件，于是产生了这样的现实结果：一边是社会对高文凭、高学历的追逐，一边是出现不少假文凭，而一个人的德行修养品质和实际工作能力相比反而不重要了。其次，是功利思想严重。

　　记者：功利思想是国民教育缺失所造成，同时又是国民教育缺失的一个症结。一旦进入这个循环，就可能永远跳不出来。

　　李东山：正是如此。从一开始，我们教育的目标就较为功利，政府、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都热衷于办重点校就是典型的表现。功利的教育往往局限于科学技术的传授，而忽视对学生远大理想、坚定信念和文化修养的培养。在学校内外，我们可以看到以侵害他人为目的的利己主义行为非常明显。

　　记者：这就是青少年犯罪率逐年上升与趋向低龄化的原因。

　　李东山：实际上，青少年间的打架斗殴，甚至学生间的相互虐待等不良行为背后，都可以看到明显的功利性。试想，一个虚荣心强、以个人为中心的人，将来进入社会以后，会有什么公共道德可言？在市场经济下，我们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道德标准？怎样来衡量一个人的作为？这些问题目前仍缺乏规范，社会没有形成共识。

　　道德本身在变，所有人都要适应新的道德标准

　　记者：所以，要还原国民教育的功能。

　　李东山：问题在于，现在所有人的眼光都关注在教育部门本身，其实国民教育所涉及的范围远不止于此。事实上，我国的就业制度、社会要求等远非教育机构所能控制，行业教育部门的行为在相当程度上不过是顺应社会需求。因此，就教育而改变教育是行不通的。

　　记者：那么如何弥补国民教育现在的缺失？

　　李东山：这就涉及到制度问题。首先教育必须适应市场，要开放。也许开始会有阵痛，但几年后大家就会知道，文凭不证明你的素质和能力，仅靠文凭不解决问题，这时整个教育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从应试教育中扭转过来。其次，政府部门不能利益导向，要加大权钱交易等腐败行为的治理力度，使官员成为有理想、有道德、遵纪守法的表率。第三，要建立和完善法律、制度。现在，常见“赢了官司输了钱”的现象，还有普遍的拖欠民工工资行为，这些社会道德失范行为的纠正，都有赖于法律和制度的完善。

　　也许应做的还不止这些。必须承认，我们面对的是一个特定文化背景和特定经济环境中的国民教育问题，到底症结何在，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记者：解决国民教育问题，实际是要解决“外围”的环境问题，政府、社会、家庭、法律制度都得行动起来，有所改变。

　　李东山：要改变教育环境，使理想教育能够立得住。道德本身在变，所有人都要适应新的道德标准。

　　记者：我们应在什么阶段，通过哪些渠道开展国民教育？

　　李东山：不同的教育阶段，教育的目标应该是有差异的：小学教育是一种基本生活习惯教育和一种基础知识教育，学生能识字、算数就够了；初中至高中阶段是一种理想教育、行为规范教育和学习能力教育；大学阶段则是专业教育。一个人的思想观念和意识，基本上在13岁-18岁便已固化成型。因此，并非国民教育体系中的所有学校都要以国民教育为目标，但是在义务教育阶段和高中阶段，国民教育应是教育的目标。

　　专家简介

　　李东山，1947年生。省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中国社会学学会理事，省社会学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主要研究方向为家庭社会学和社会学研究方法。自1981年从事社会学研究以来，多次参与、承担国家和四川省课题，主要包括：《中国五城市家庭研究》、《四川农村家庭调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婚姻家庭变化》、《中国城乡居民生活调查》、《现代城乡家庭研究》、《中国社会变迁研究：人的现代化》等。获得省政府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2次，三等奖5次。

　　专家观点

　　建立一整套国民教育体系

　　夏业良

　　迄今为止，我国始终未能建立起一整套与时俱进、科学、有效的国民教育体系。其一，教育内容和教育导向过分地与现实政治保持高度一致。我们建立的国民教育体系，从人的基本需求层面上说，国民教育体系必须向全体国民负责，应当是关系到造福民族未来和千秋万代的基础性培育机制。其二，尚未建立起一套与国际学术规范和教育规范接轨的评价机制。具体单位中的利益关系和人际关系往往左右评价尺度，不合理的评价机制会对一部分人形成“负向激励”，迫使他们选择投机和讨好取悦上司的路径，而不是把聪明才智集中在提高自己的工作业绩和教研水平上。

　　适应现代社会中人才需求的多样性

　　张振元

　　传统国民教育体系的本质特点是知识本位、学科导向，按照知识体系的形成过程和发展方向来系统设计各个层次的教育内容。现代国民教育体系则是在现代经济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深刻变革的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它的本质特征就是对经济与社会发展和全体社会成员自身发展的全面需求的适应性。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需求产生社会上各种各样的职业、专业，各种各样职业、专业的发展创造出自身的人才和人才标准，并根据社会分工的历史法则和现代社会的发展变化，形成社会的基本人才类型。全体社会成员各有自身的生理、心理特点，与某类人才和人才标准有某种基本契合性，从而形成了现代社会中人才需求的多样性。从人才的角度说，现代国民教育体系也适应了现代社会中人才需求的多样性。

　　追求实际有效的国民教育

　　信力建

　　国民教育的内容包括国家荣誉、法制意识、公民的权利义务责任等。教育的首要职责当以培养国民为主。中国要呼唤一个现代国民教育体系，即形式上，政府应提供大多数资金，为所有国民提供九年义务教育；内容上，首先要求国民知道自己是一个有国民权利、国民义务、国民责任的人，整个国家的国民都有国民素质，才是国家强大的最基本保障。

　　使国民素质扎根于传统文化中

　　汪长纬

　　在物质相当丰富的今天，我们的国民素质理应提升到一个更高层面，但现实却恰恰相反。首先，没有充分地运用民族的优秀文化和传统美德作为国民教育的基本内容，因而没能使国民素质深深扎根于传统文化之中。要知道，传统文化和历史积淀对国民素质和社会行为的影响和制约，肯定比制度设置更加有效。其次，我们的许多教育往往大而无当，不着边际，而对影响和塑造国民素质起潜移默化作用的社会公德、伦理道德、人际关系等，缺乏足够的重视和系统的训练。